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挑战昆曲主流地位的“花雅之争”

从昆曲在明中期兴起，到清乾隆年间，作为社会尤其首都北京的主流戏曲，大约有三四百年的历史，具有无可动摇的地位，出现了大量的好戏、好演员，使中国的民族戏曲艺术发展到一个新阶段。但是，任何事物都难免有其局限：昆曲演出用的是文人所写的传奇，文词优美却过于典雅深奥，唱的是曲牌体，作者按曲牌填词度曲，演唱节奏缓慢，适宜有高文化修养的有闲阶级欣赏，备受上层社会和文人雅士的推崇而尊为“雅部”；一般文化层次较低的普通百姓看起来却比较吃力，他们更喜欢看通俗易懂、有家乡音乐风格的民族地方戏曲。这就逐渐形成了在北京之外的“南昆北弋东柳西梆”多种戏曲竞奏的局面。

南昆指的是昆曲，诞生于江苏昆山一带。北弋指弋阳腔，弋阳在江西，是那里流行的戏曲声腔。二者都属于南戏唱曲牌体的范畴。但在明朝中叶，昆山腔在音乐上进行了丰富改革，又获得文人的传奇剧本的支持；获得城市上层社会的喜欢而得到发展；弋阳腔主要演出于农村，还是无伴奏演唱，却受到普通百姓包括农民的欢迎。弋阳腔没有局限于江西，而是东南西北漂流几乎席卷了中国大地，在南方，川剧、湘剧的高腔就源自弋阳腔，到北方与北曲结合，形成了北方的高腔以至后来的北方昆曲。对它官方还是承认的，把昆弋并列。东柳是指山东、淮北的地方戏曲，今天还有山东柳子戏；西梆是流行在山西、陕西一带的梆子腔，即后来的秦腔、晋剧、河北梆子等。这些来自民间的戏曲声腔，流行在农村，音乐上比昆曲简单，却通俗易懂又好听，剧目很丰富。此外还有好多地方戏曲，很受民众欢迎。但是却受到上层士大夫鄙视，认为难登大雅之堂，贬之为“花部”，也称“乱弹”。

在清朝初年，北京的经济有所发展，京城聚集了一些商人，以晋商为主。他们更喜欢看诞生不久、流传在山陕一带的梆子腔。有观众就会有戏班活动，陕西、山西的梆子腔也来到北京。开始，它们无法抗衡强大的昆曲，只能在城外周围简陋的小戏园子演出，看客大多是来自晋、陕的商人和北京城郊当地的普通百姓。梆子不是典雅的曲牌体，而是通俗易懂、朗朗上口的板腔体，一种板式可以演唱各种押韵的唱词，叙述性强，演出的戏多是民间故事，唱腔、做工、表演、武打都有。但是它们进不了北京城。清王朝规定北京城内满汉分居，旗人住内城（今东城和西城区），内城不许设立戏园；汉人住外城（今宣武和崇文区），戏园只许设在外城，多在前门外一带，这里比较繁华。外城的东南和西南十分荒凉，基本是城市中的农村，这种情况一直保留到民国以后。

到乾隆年间，由于梆子等民间戏曲的发展兴盛，趁昆曲、京腔的戏班有些衰微，它们也逐渐挤进了北京城。有个川陕梆子工旦的艺人魏长生绰号魏三的，进北京搭班演出，红得很，他的做工表演很受看，还带来了表现汉族缠足妇女特征的“跷工”一一木制弓鞋，在舞台上表演细腻、婀娜风流，一时风靡京城。这使那些尊昆曲为上品不得侵犯的士大夫大为不满，抓住魏三演的戏有些黄色一一魏三除了《滚楼》等拿手戏外，居然还有据俭瓶櫛中最色情的那段“葡萄架”改编的戏，在乾隆五十年（1785），清廷颁发谕旨：北京只许演出昆、弋雅部戏曲，其余花部诸腔概行禁止；魏长生的命运是逐出京师。据说这道谕旨是和珅拟稿的。

　　这是第一次“花雅之争”。